主持人：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李竟涵 孟德才

一是老龄化程度高，城乡倒置现象日益加剧。从全国看，2020年农村60岁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分别为23.81％、17.72％，比城镇分别高出7.99、6.61个百分点，已经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。根据研究，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将继续加剧，并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。因此，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比城镇更为急迫。二是老龄化速度快。2010—2020年，农村60岁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分别增加了8.83和7.66个百分点，与2000—2010年相比增速明显加快。三是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大。2020年，农村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了1.21亿，其中，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了9035万，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规模达到了1667万。

人口老龄化或将从四个方面对农村产业发展带来直接影响。首先，由于农业生产以老年劳动力为主，与年轻劳动力相比，在体力、速度等方面的差距，会导致农业生产无法实现精耕细作，生产效率下降。其次，由于老年人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，对新的生产模式、生产技术和新兴产业的接受速度慢、接受能力低，将影响农村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。第三，由于老年人对信息技术使用存在数字鸿沟，不利于接受新信息，难以及时了解外部市场，进而难以适时根据市场情况调整生产。最后，老年人投资偏好低，对投资风险抵抗力弱，不利于扩大农村生产投入

二是空间分布不均，“未富先老”现象突出。“胡焕庸线”是人口老龄化的显著分界线。东南沿海地区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较西北地区显著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农村集体养老日渐式微，逐步回归家庭养老。虽然当前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已经初具成效，但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等各方面因素，当前家庭养老依然是农村养老最主要的方式，社会养老占比较小，农村养老“未富先老”现象突出。

朱启臻：农村人口老龄化首先对农业生产造成冲击。尽管农村老年人对土地有感情，但是年纪大了，力不从心，种地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。我们下乡调研时遇到的农村老人，常说自己种粮不指望卖钱，够自己吃就行。农村人口老龄化还影响农村消费水平。相比于年轻人，老年人对生活的要求不高，消费水平较低。我们下乡时常常看到，有些老人的房子坏了也不及时维修，而是凑合住着，家用电器也都是老物件，凑合用着。农村这种消费状态，必然会影响农村市场的繁荣，也不利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。

朱启臻：农村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，主要是来自两方面原因：一是儿女数量变少了。二是儿女外出务工，父辈和子辈大多数时间处于分离状态，家庭养老的作用打了折扣。

弥补家庭养老的不足，可以从三方面入手。一是进一步弘扬中华民族孝老敬亲的文化传统。二是要倡导就地就近就业，让青壮年农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兼顾谋生与孝老问题。三是加大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力度。完善乡村养老设施，增加养老服务供给。总之，虽然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应该以家庭养老为主，以社会养老和社区养老为辅，但是这个“为辅”，不是“无所作为”，而是“积极可为”。政府要积极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进入农村养老领域。

林宝：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是社会发展的结果，必须进行社会化的制度安排以适应这种发展趋势。制度化的安排应该主要涵盖经济支持和服务保障两个方面。经济支持的关键是要进一步完善农村老年人多层次收入保障机制，这包括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，服务保障则涉及建立基本养老服务制度、尽快推出城乡一体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、支持包括养老服务在内的农村社会服务业发展等等。

解决农村养老机构空置化问题，首先要加强观念引导。“养儿防老”的观念对老一辈农民影响较大，实际上，现在一些中低龄老人的观念也在转变，逐渐接受了机构养老的现实选择。其次，要强化养老设施建设，加大对农村养老设施的投入，根据地区人口密度合理配置养老机构。最后，要建设一支专业化的养老服务队伍，推动农村养老服务向专业化发展。

朱启臻：首先，不能拍脑袋决策，干想当然的事。做好农村养老工作，一定要尊重乡村的规律和农民的需要。

实际上，乡村具有城市不可比拟的养老优势。农村是熟人社会，推开门就能碰见熟识的乡邻，相互问个好，唠个家常，就能排解许多孤寂。农村还是一个开放的空间，家家户户有宽敞的院子，老年人自己种点菜、干点活，也图个舒坦。此外，乡村的生活方式是亲近大自然的，是慢生活的状态，更有益于身心康养。

如果对农村这些天然的养老优势视而不见，非要在村子外边建一个钢筋水泥的养老院，让农民远离大自然、远离自己的村落和家乡。这种思路显然是有问题的。

在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上，千万不能贪大求洋，吊高胃口。有些地方对养老机构的标准定得很高，一定要建多少栋楼，多少个床位，还要符合严格的消费、卫生等标准。如果任何一方面达不到要求，就不允许建。其实，农村养老设施不用太复杂，太高大上，也不用每个村都统一标准。你看浙江的文化礼堂，就很接地气，也很受农民欢迎。因此，我始终认为，农村养老设施和服务，当前最迫切的问题，是要“有”，哪怕简单一些，也总比吊高胃口的“没有”强。我们调研时，有个地方的做法就很好。他们把空心村闲置的房屋租下来、装修一下，作为村民活动的公共空间。老人们带着茶水来这里打打牌、聊聊天，交一些费用，还能享受到午餐和晚餐服务，简单实用，效果很好。

朱启臻：我是比较看好“互助养老”的。农村历来就有互助的传统，如果通过制度创新，把互助的传统变成一种制度设计，在农村就非常有优势。比如，我们让60岁左右的老年人为70岁、80岁的中高龄老年人提供服务。这些农民心里是舒服的，因为他服务的这些人是他熟悉的乡里乡亲、亲朋长辈，而且他在服务过程中，是能获得一定报酬的。既帮助了亲朋，又增加了收入，何乐不为？所以这种“互助养老”的模式，是符合乡土社会守望相助的文化传统的，是易于推广的，政府组织一下、宣传一下，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。

值得强调的是，这种“互助养老”模式一定要市场化运作、要有偿。虽然其行为主体可以是志愿者协会，但不能仅靠义务和道德维系，需要获得一定的报酬。为谁提供服务，谁就应该负责一定费用。此外，政府还要拿出一定的补贴支持。只有这样，“互助养老”才能长久可持续。

陆杰华：“互助养老”是近些年比较热的一个概念。其主要特征是依托农村的血缘和地缘，利用农民守望相助的价值观念，实现一种养老模式的制度性构建。不过，我个人认为，“互助养老”是现有养老模式和体系的一种补充，不太可能成为主要模式。单靠“互助养老”来解决农村养老问题，不太现实。

目前，“互助养老”还面临很多机制性和可持续性问题的困扰。比如，今天我帮助了你，明天谁来帮我？这个不是有钱、有承诺就可以解决的。“互助养老”在城市都有一定难度，何况在信用体系还不够完善的农村。此外，“互助养老”还容易让人产生撇清政府责任的质疑。所以，推行“互助养老”的关键是要有一整套制度性的设计。

陆杰华：土地是农民的生命线。我认为，强化土地的养老保障作用，比开展“互助养老”、提高养老金等更现实，农民的现实需求也更迫切。农民的土地主要包括两块，一是责任田，一是宅基地。关键是如何把这些资源有效利用起来。现在有些地方在政策框架内，把农民的土地流转出去，获得一定的出租收入，建成养老机构供老人免费入住。山东青州有个村庄就是这样做的，他们建的不是封闭式的楼房，而是一家一户独居的院子，还为老人提供送餐、护理等志愿服务，效果非常不错。

当然，如果从财政负担的角度来看，会面临一些约束，如果突然提高幅度较大，对财政支出结构会有一定的冲击。所以现在标准提高采取了一种比较谨慎的态度，标准提高的幅度一般比较小，标准调整的时间间隔也相对较长。但我认为，提高幅度还是应该更大一些，并将待遇水平与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人均消费支出挂钩，建立动态调整机制。

朱启臻：通常大家谈及农村养老，更多关注的是物质层面。实际上，这些年农村老人精神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。对于家庭成员来讲，一定要重视对老人的情感关怀，常回家看看，多打打电话，给老人更多精神慰藉。

另外，社区也很重要，它能建设公共空间，为老人加强社会交往创造机会。农村老人都很喜欢参加集体活动，哪怕是上街打扫打扫卫生，也很高兴，多少年的感觉找回来了。他们并不是要劳动，而是在劳动过程中体验集体活动的快乐。

吸纳老年人参与乡村公共事务，也能让老人找到价值感。特别是农村低龄老人，本来就是村庄农业生产、红白事仪式互助、公共活动的主要参与主体。聘请他们负责村里的义务巡逻，担任环境卫生监督员、村史讲解员、文化宣传员、主持或参与族谱与村志的编纂任务等，可以使老人们获得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。让他们找到自己发挥作用的位置，不再有被边缘化或被抛弃的感觉。

陆杰华：相较于经济收入和生活照料，农村老人的情感需求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。在精神上关怀老人，有很多形式可以探索。对于家庭成员来说，要关心老年人的文娱生活。对于社区而言，要开展适合老年人特点的文体活动，给老年人赋能。去年11月出台的《中共中央　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》特别提及，“推动部门、行业企业、高校举办的老年大学面向社会开放办学”。其实，农村也可以办老年大学，不一定达到正规院校的标准，主要是让老年人能够从学习中获得快乐，实现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乐。

朱启臻：解决农村养老问题，离不开两大思路。一是硬件方面，要继续完善乡村养老的基础设施，比如，医疗卫生设施、公共交往设施、娱乐设施等。二是软件方面，要培养一支养老助老的志愿者队伍。有人愿意干农村养老服务这个事，能干这个事，并且干得越来越专业，农村养老服务供给才能稳步提升，农村老人的需求才能不断被满足。比如，日本社会化养老服务分工很细致，连为老年人洗澡的服务都有。专业人员开车来到乡下，车上有各种洗澡设施，给老人洗完澡，车开走，再一消毒，高效便捷地满足了老人的需要。这方面经验，我们可以学习借鉴。

陆杰华：做好“十四五”时期农村养老工作，应该重点关注三个方面。

一是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的法律保障。目前，对于农村养老，我国已经出台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》和一些法规规章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》中也有所提及，但是还缺一部独立的法律来进行统一规划。

二是加快构建农村养老服务多元主体机制，使政府、市场、社会通过相互合作、竞争及制衡，弥补单方面供给的不足，助力形成以家庭养老为基础、社区养老为辅助、农村幸福院和乡镇敬老院为依托的养老服务供给新格局。

三是加强对重点、特殊人群的关注。重点关注特殊困难老年群体，聚焦经济困难的失能、高龄老年人和农村留守老人，充分发挥基层自治组织的作用，提供管理和服务保障。同时，那些跟随子女进城生活的“老漂族”群体，也应引起重视，有关部门在提供养老服务时应将他们纳入其中。